民国命理神算大师袁树珊,拒绝迷信,还原相卜国粹 – 半山散文吧

  袁树珊于1881年出生在医卜世家,家学深厚。 一开始随父镇江在居住,从事医生,同时也做算命卜卦。 他考秀才而未得,后来就学北京大学,留学日本攻读社会学,学成归国受到行政院长谭延闿的赏识,但他放弃了这个机会,回到家乡专心研究星相学,同时以医卜行世。   据说他曾经见过孙中山,说孙中山“贵不可言”,且非凡夫俗子所谓的“富贵”,而是“薄天子之位而不为”的流芳百世之“清贵”。

言之凿凿,简略概括了孙先生的一生。   民国17年,当时社会上算命卜卦之流鱼龙混杂,再加上新思潮对整个社会的影响,国民政府曾想取缔星相医卜的行业,要予以严厉打击。

,这相当于砸了很多人的饭碗子。

当时袁树珊为此写了一本书《中西相人探原》,引经据典,为算命职业和算命先生们辩白。

这本书言之有物,颇有真才实学,受到了当时行政院长谭延闿的赏识,在星相学界传为美谈,也显示了袁树珊深厚的才能功底,奠定了他在星相学界的地位。   袁树珊曾经透露过:“来向星相家请教的不外三种人:一是受重大刺激;二是迷于名利;三是有的走投无路,所以不得不察颜定色,善为指点。 ”可见此行业对人情百态的洞明和心理微妙的观察有很高的要求。   到了30年代,袁树珊已经专心于命理的研究,不再行医。 他的名声和才能很快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,最先见到的大人物是国民政府的大员何应钦,他经过袁树珊算命后,深以为信,十分佩服,于是就向蒋介石推荐。 蒋介石一直很信命理风水之论,就去见了袁树珊,袁的一番见解很得蒋介石欣赏。

如此一来,袁树珊在整个中国都出名了,无论是政界显要,还是富商巨贾,都以袁先生所批命单为荣,袁树珊也成了蒋介石最信任的命理大师。

  1949年后,袁树珊移居香港,他也为世人留下了不少著名案例,比如袁树珊曾有过为民国京剧三大家之一马连良的算命故事。

马连良夫妇离开香港之前,曾请袁树珊卜算。

其结果用袁先生的话来说,“你(马连良)还有十五年大运。 ”迷惑不解的夫人追问:“那他十五年以后怎么样”心有所悟的马连良不等对方答复,拉着夫人说:“你就别问了,只要有十五年好运,也就行了。

”果然,从他离港北归,到猝然而去,掐指算来:整整是十五个年头。 ”  袁树珊成名后,喜欢和文化人往来,学者罗振常曾为袁树珊的命相书作序,称其命理著作“辞旨明畅”,“非术士之所能为也”。

可见从旁人眼中,袁树珊所学融会贯通,有自己的精要所在,并非只是一个江湖术士那么简单。

  袁树珊不爱财,也不聚财。 他虽然名声大,但为人很低调谦虚,他最崇拜是武训和伏羲,一为行乞兴学的圣徒,一为中华人文始祖。

他的理想是兴办一所义学和建一座伏羲庙,在有了积蓄之后,他就在家乡小袁巷,以袁家祠堂的房屋作为校舍,不收取学费,免费发给学生们笔墨纸砚等学习用品。 为了使学校经费有长期保证,袁先生还出资购买了20亩地作为校产。

后来,他又把建好的伏羲庙改为校舍,创办“伏羲小学”。   抗战期间,社会动乱,袁树珊经济有些困难,伏羲小学不得不向学生们收取学杂费。 袁树珊非常愧疚,特地为学校做了一块匾额,亲书“不如武训”四字。

可见袁树珊自身的独特操守和气节。

  他的儿子袁福儒曾想跟他学算命,他告诫儿子:“我有两套衣钵,一套算命,一套医学,我死后,你把算命这套衣钵砸烂烧掉,继承我的医学。

”袁福儒从此不再沾染半点命理,而专心医理,后来留学日本,弘扬国医,成为一代医学大师。

  袁树珊对命相业的认识,在当时现在看来都堪称公允客观。

袁树珊认为,卜筮相术是中国的国粹之一,几乎是和中国文化史同步而生,源自上古,显于殷商,于今为盛。 对卜筮之学视而不见,无异于掩耳盗铃。

当然,出必问,行必占,更是问道于盲。

只有精研此术,破除神秘,直得本原,方可去除迷信,而得术数学之本来面目。 听这番高论,也能看出袁树珊毕生所学精深,将命理与迷信区别开来,同时自己自然也和一般的算命先生有着天壤之别了,称为大师,无可厚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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