俞敏洪:成功是“逼”出来的

  俞敏洪:成功是逼出来的    每个月为《新东方英语》杂志写一篇卷首语,原则上应该不难,因为一个月只要一篇,怎么也不算繁重的任务。

但每次编辑部向我索稿时,我都惊慌失措,因为我无比繁忙(主要是因为自己无事生非),从来都没能把稿件预先准备好。 别看一篇小小的卷首语,如果不能静下心来思考几个小时,是写不出来的。

而且,即使静下心来,也还得有灵感才能写出来。

像我这样每天被世俗事务所纠缠的人,灵感日趋枯竭,有的时候坐上两个小时,脑袋里依然是一片空白。

    所以,每次写卷首语之前,我都会在书桌边暗暗仇恨编辑部的人,恨他们总是在最后几天这样逼我交稿,让我本来可以轻松的几天变得心情沉重、食不甘味。

然而,就是在这样一次次被逼之下,一篇篇卷首语被逼了出来,几年后居然结集出版了几本书。 尽管出书多少有些自娱自乐的意味,也没指望多少人读,还常常免费送给学生,但每次见到装帧漂亮的书摆在自己眼前,我还是免不了产生一点成就感。 就像俗话所说的那样,再丑的孩子父母都会爱,面对自己的作品,心里也总会感到欣喜。

    我想起自己读书的年代。

由于天资并不聪颖,我每次背课文都是被老师逼着背出来,每次数学题做不出来都被老师留下来逼着做完。

凡是那些逼过我的老师,我到今天都记忆犹新,由小时候对他们的恨,转变为如今对他们的感激。

而那些没有逼过我的老师,尤其是那些对我很纵容的老师,我现在一概记忆模糊,而且觉得这样的老师不值得尊敬。

在大学里,老师一般不会逼学生学习,因为学生已经成年,理应学会自己约束自己。

但人都是有惰性的,在青春飞扬、爱情萌动的大学时代,有多少人会逼着自己真正沉下心来学习呢?    对于现在的很多大学生来说,学习仅仅意味着为了成绩及格而在考试前被逼用功两个星期,考试一结束,教科书一扔,就万事大吉了。 就我而言,对大学时代的很多老师,我已经印象有些模糊了,因为这些老师基本属于宽大型老师,不管学生听不听,到期末出张考卷,给个分数就完了。

这样的老师通常仁慈,常常每个人都能及格。

不过,有两个老师我到今天还记忆犹新,并心存感激。 一位是我们的系主任李赋宁老师,一位是我们的英诗教授王世仁老师。

李赋宁老师教我们《新概念英语》第四册,要求我们学一课背一课,常把我们逼得狼狈不堪,但却成就了我们扎实的英语功底。 王世仁老师要求我们把他教过的英诗全都背出来,被逼无奈的我们只好立在西风中背诵雪莱的《西风颂》,但对于英语语言的美感也在背诵中领悟得越来越深刻。 现在想来,如果所有老师都对我们要求这么严格,我们在大学里也许还会更有长进。

    我最近在读《我在美国做妈妈》(BattleHymnoftheTigerMother),这是耶鲁大学华裔教授蔡美儿讲述自己育儿经验的一本书。 她对两个女儿的要求十分严格,甚至到了残酷的地步。 她一开始就不给孩子选择不努力的机会,最终把两个女儿培养成了杰出的钢琴家和小提琴家,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出。 至于这两个女儿未来是否会更加成功我们不妄加评论,但至少可以说正是蔡美儿用爱的心情逼两个女儿走向了成功。 我自己小时候也被母亲逼过。 我家祖辈种地,我母亲从小就念叨着要我长大当个先生(老师),所以尽管她自己都不识几个字,却每天要求我做作业、读书。 我没有取得上高中的资格,她就满世界去求人;我高考失败,她就鼓励我再考。

最终,我被母亲逼着连考三年,最后考上了北大。

所以,如果没有严厉的母亲,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我。     中国正在日益变得强大,这强大也是被逼出来的。

想一想清朝前期,清帝国自以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,过着世界上最幸福的生活,眼中除了中国没有世界。

结果,鸦片战争惨败,国人这才发现自己成了挨打的对象。

人家把圆明园烧了,东西抢了,被抢走的东西到今天都没有还回来。

一百多年,在羞辱和悲愤中,国人开始发奋图强。 到今天,我们终于看到了一点曙光,赢得了一点民族的尊严和别国的尊敬。 也许,我们应该感谢那些曾经欺负过我们的国家和强盗,是他们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真理。     生活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,成功从来都不是唾手可得的。 如果我们觉得在被逼着做某些事情时,不必为此感到无奈或懊恼,因为这些事情从长远来看也许不是坏事,比如被老师逼着背课文,被同学逼着参加活动,被老板逼着不断工作,被竞争逼着天天学习……也许,适当的逼迫能够把我们的惰性逼走,把我们的平庸逼走,把我们的勇气逼出来,把我们的前途逼出来,也把我们的成就感和幸福感逼出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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