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闻当事人 口述历史

数年间,和几百个老兵的对话让崔永元和郭晓明越来越觉得:自己不止是在记录抗战,更是在记录一代人,记录那个时代独有的风范和精神气。 “也许再过50年、100年,战争本身已经离人们太遥远,但他们可能会对战争年代的人的讲述和状态、情绪感兴趣。

”这也让崔永元意识到“口述历史”的价值,或许不如档案史料完备准确,但是更有血有肉,是普通人的小故事组成的大历史。 在采访过程中,郭晓明听到许多没有听过的细节和故事,比如曹廷明在提到29军大刀时展示的几招刀法,吴淞深入敌后接母亲离开沦陷区的孝道,“壮丁老兵”叶万火在常德会战的毒气中被俘后逃到山区隐居终生……虽然时过60多年,亲历者们早已不是当年的热血青年,但提及往事仍感情充沛,真实而感人。

崔永元始终忘不了2008年采访之初寻访“最后的八百壮士”的经历。 1937年淞沪抗战,中日首次决战,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后,团长谢晋元带领88师524团400余人奉命监守四行仓库,为部队撤退做掩护,对外宣称800人,史称“800壮士”。 最终,退守公共租界的孤军被缴械交出,沦为日军战俘,被迫挖煤。 开始寻访“八百壮士”时,只有三位老人还在世。

2008年8月,王文川被从北京清河养老院接回了家,90岁的他基本丧失了语言能力。 在儿女眼里,王文川是个性格孤僻的古怪老人。 熟悉他的人也不知道这个普通的退休工人曾是“八百壮士”中的重机枪手。 2009年10月,郭晓明赶到上海准备采访第三个“八百壮士”郭兴发,老人躺在病床上,鼻子上插着氧气,已经什么都说不出。

最后,老人的女儿对郭兴发喊,“你说一下自己的部队番号。 ”郭兴发张大嘴,喘着气断断续续说:“88师262旅524团1营。 ”2010年、2012年崔永元团队曾制作播出《我的抗战》和《我的抗战2》,只展示了收集影像的冰山一角,仍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。

最重要的是,给了老兵们一个交代。

老兵像孩子一样激动地等待着节目播出,而在看到节目后不久,他们中的一些人便相续离世。 3.个人故事汇成的抗战史14万分钟的影像,相关图片、文字以及记者手记是一个庞大的资料库。 整理一位老人的采访需要花费影像时长的五到六倍时间。 采访豫中会战的河南老兵程泮荣时,老人已经94岁了,讲述部队番号和作战地点时都不是很清楚。 郭晓明通过老人讲述的师长名字萧劲确定了其番号。 而老人河南口音提到的地名“滹沱张”,后期速记、校对都听成了“虎头庄”,郭晓明通过查找日军作战资料和扩大百度地图才确定了地名。

2014年,崔永元和郭晓明花了半年时间撰写、整理了8-10万字的项目过程总结和20余万字的记者手记。

除此之外,他还希望重写每个老人的简历和年表,从原来的某年某月参加某场会战扩充出更丰富的细节。

所有的影像图文资料和辅助信息都汇总到同一个电子系统中,需要调阅的人可以通过关键词检索、并能够看到整个采访录入完成的全部痕迹——这是崔永元抗战口述历史资料库的最终目标。

不过,据崔永元介绍,目前合格的系统还没有开发出来。

而向公众开放“使用”的过程也是“最头疼”的,一是“不可用于商业目的”的标准如何界定,“纪录片算不算商业呢?”另一方面,“免费”也可能伤害以卖资料为生的一些机构的利益。

不过,他仍然希望项目维持公益性,免费开放,鼓励社会研究。

为纪念抗战70周年,崔永元口述历史中心还将于今年出版老兵们的故事丛书《我们的抗战》,让感兴趣的读者先睹为快。 近几年来,个人“口述史”在国内也从“稀奇”逐渐普及,生动、个人化的“口述”激发了年轻人对“历史”另一面的兴趣。

“要是拍抗日剧的都来看看500个老兵的讲述,也不会那么雷了。

”对时下层出不穷的抗日“神剧”,崔永元感叹。

去年,崔永元担任理事长的北京永源公益基金面向大学生发起了“家春秋”大学生口述历史影像记录活动,鼓励大学生记录家族的口述历史影像。 抗战、政治运动、自然灾害和为了生存不断迁徙……第一次听身边的祖辈讲述这些离自己很遥远的“传奇”经历,“孩子们”受到了极大震撼。 在今年5月10日的颁奖礼上,崔永元说,看到“热泪盈眶”的孩子们,就像看到刚开始做口述历史时候的自己,“真的很难,但趁着还有热情,拼命拍吧。 ”  (作者:付珊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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